｜臺日之間的美麗與哀愁｜
　　臺灣人排隊吃一蘭，但其實日本人也很瘋臺灣味──珍珠奶茶、臺灣麵線都很受歡迎。而且臺灣料理ＣＰ值很高，經常可以用少少的價錢，獲得物超所值的美味，但日本的食物價格和味道則往往呈正比關係。
然而，對日本人來說，臺灣的道路簡直和戰場無異，臺灣汽車駕駛人的態度，和日本相比，有點傲慢了。

　　｜日本人原來這麼想｜
　　因為日本人總是曖昧不明，我們因而覺得他們時時懷著「惡意」。然而野島剛認為日本人實際上並不是深思熟慮，或是擁有長期視野，而純粹只是活在當下。日本人從不想讓事態惡化，多半抱著「差不多可以了」的態度息事寧人。
此外，日本人的生活中常見儒教的影響，也會把四十而不惑這樣的孔子名言掛在嘴邊，但並不表示日本人就信奉儒教，而只是接受了儒教的處世之道的部分。

　　｜日本現在進行式｜
　　現在的日本，可說是窮人的天堂，每天大約花一千日圓就能吃三餐，五萬日圓就可租到一室一廳一廚，需要日用品的話到「百圓商店」去就解決了。而且，繼「立食蕎麥麵」之後，還出現了「立食牛排」，這應該是經濟不景氣下的產物。
因為人口減少之故，也增加了外國勞動者輸入的名額，然而進來的勞動者卻不斷在「失蹤」。

　　｜所謂的日式美學｜
　　對於幾位知名的日本小說家為何會選擇自殺、為何只有日本人才能拍出《你的名字。》這樣感動人心的電影，以及，日本到處都有的美術館有什麼特別的經營之道，可以不靠特展也吸引遊客上門參觀，野島剛都有獨特而精闢的見解，為你解開日式美學的祕密。

　　「我能夠很自信地說，
　　每一次的動筆都是為了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幸福著想，
　　也希望我的文章能夠促進日本和台灣對彼此的理解，
　　交流越來越熱絡。」──野島剛

來看看野島剛怎麼說：

日本的美食──日本人去國外的壽司店用餐時大多會對米飯的味道感到不滿。魚肉已經成為遍及全球的食品，因此不會出現在日本吃到的鮭魚比在北京或香港的好吃的現象。但是米飯就不一樣了，它能夠充分展現日本的特色。

日本的過去──關於江戶與京都的關係，若以臺灣為例，那麼臺南就好比京都，而臺北則相當於江戶。江戶城終究是一座武士的都城，而京都則是一座以皇室為中心的都城。

日本的現在──在日本經濟不景氣的九〇年代後期，候選人參選時的宣傳內容一般都是「在某地建一座橋」、「建設一條公路」等。而到了今天，宣傳內容變成了養老院。這就顯現了日本高齡化問題的嚴重性。

日本的文化──中國美術無論是書法還是繪畫，都會向橫或縱的方向延伸開去。而在日本人看來，這種構圖令人感到不安。日本人喜歡先把創作空間確定下來，再在其中發揮自己的美感。茶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日本人的個性──日本人在災難發生時會優先幫助他人、不怨天尤人或者指責政府救災不力，這在其他國家民眾看來其實相當特別。這或許和日本人十分重視的概念--「我慢」有關。

　　「透過本書，可以看到我每天處在大量的新聞與日常瑣事，
　　以及寫稿子之間最真實的模樣。
　　這是一本想要放鬆心情時，信手拈來翻閱的隨筆小品，
　　每天閱讀一篇文章，毋須感到任何負擔，享受純粹的閱讀樂趣就好。」
　　--野島剛

　　2016年3月，我離開了長年工作的《朝日新聞》；單飛之後的最初作品，就是本書。

　　《台灣是什麼》是這本書的日文原書名，現在回想起來，我實在是下了一個相當大膽的標題。其實我一開始想的標題並非如此，不過在筑摩新書編輯部的勸告下，才決定使用這個標題。

　　然而，本書付梓到現在經過半年，我卻覺得這個標題下得極好。畢竟，我在這十年間，針對台灣進行訪問與書寫的過程中始終念茲在茲的事情，概括言之，正是「台灣是什麼」。

　　就在本書刊行後不久，在日本也掀起了對於「台灣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省思，那就是擔任日本民進黨黨魁的蓮舫，她的雙重國籍問題。可是，在這個議題上，不管是誰都覺得相當困擾。畢竟，台灣的存在，其實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不管怎樣去論述，總是讓人難以輕易理解。

　　台灣和日本並沒有邦交，與日本有外交關係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確實存在，正因如此，蓮舫的「雙重國籍」才會遭到批判。可是，若日本並不承認台灣是個國家的話，那麼雙重國籍的問題打從一開始也就不成立了，不是嗎？一思及此，不禁讓人產生這樣的疑問。

　　不只如此，在日本的法律體系下，台灣也是極為「多樣化」的存在。在戶籍法中，台灣被歸類入「中國」，可是這裡的「中國」指的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就沒有明確指涉了。另一方面，在填寫外國人登錄證的時候，寫「台灣」則又可以過關了。同樣的一個台灣，在日本卻存在著不同的稱呼、不同的法律地位。

　　只是，這種複雜的情況，絕非只是日本人單方面造成的。就像有人硬是把台灣護照上的「中華民國」字樣貼掉，改成「台灣國」一樣，到底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台灣的「定位」甚至連台灣人自己也很難說個清楚。

　　另一方面，在日本居住著許多具有台灣血脈的人士。比方說女星歌手翁倩玉、作家陳舜臣、被尊稱為「賺錢之神」的邱永漢、直木賞作家東山彰良、作家一青妙、歌手一青窈姊妹等，可說不勝枚舉。這些人在各自相異的時代，因為各自不同的背景而渡海來到日本，和日本人結婚，將台灣人的血脈傳承下去。然而，因為他們實在太過融入日本社會了，以至於反而讓人難以想像，他們為什麼要生活在日本？

　　明明台灣對日本社會而言是這麼貼近的主題，但，彷彿和這種狀況成反比般，戰後的日本對台灣社會抱持的是一種冷淡的態度，甚至只能用「遺忘」兩字來形容。

　　關於這一點，因為本書中已經做了詳盡的分析，所以在此就不多加贅述。可是，若是從台灣的人們曾經在日本的國家權力下、接受日本的領土統治這段歷史來看，戰後日本對台灣的忘卻與無視，可以說是一項極大的「罪過」。

　　當然，之所以會如此，和中國宣傳的深刻影響，以及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不希望日本人對「台灣」太過關注也有關係。只是，冷戰已經結束，台灣也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但日本人對於邁入新時代的台灣，卻還是處於一種忘卻的狀態。儘管我是這樣想的，不過潛藏在本書中的暗流，確實已經在流動了。

　　本書的日本版校訂結束，是在2016年2月。距離本書台灣版的刊行，將近過了一年的時間。

　　台灣和中國之間的「冷戰」，至今依舊持續著。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公開對於「一個中國」抱持疑問，並且接聽了蔡英文總統的電話，令世界為之震驚。對台灣抱持好意的安倍政權，幾乎是確定會迎接2020年東京奧運的到來，在這種情勢下，日台關係也出現了重大的轉機。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包括福島在內的關東五縣食品輸入問題在台灣被泛政治化，所以也很難說日台關係就一定會平順走下去。總之，關於台灣問題，要預測實在相當困難。

　　本書的刊行獲得了日本社會相對善意的接納，並在出乎我意料的情況下，獲得了頒贈給優秀亞洲關係書籍的第11回樫山純三郎賞這一榮譽。本書的出版，也使得我光是2016年就在日本各地舉行了30場以上關於台灣的演講。就我自己而言，我想透過這個竭盡我生涯努力鑽研的主題，對台灣報答些許恩惠，所以只要有邀請，我都會盡我所能地做出回應。

　　單單從這件事，也可以清楚體察到日本對台灣的關心，毫無疑問地正在高漲之中。日本人對台灣的遺忘，已經隨著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時，台灣提供莫大支援所引發的感謝之情，著實在產生變化。

　　本書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台灣論，也是日本人眼中所見的台灣之姿。當然，我的想法或許不能代表全部的日本人，可是，我確實是以日本人的身分，一邊意識著心中的台灣這部分，一邊書寫。台灣的人們會怎樣看待「日本人的視線」呢？隨著本書的刊行，我由衷祈願，希望能夠有台灣人的迴響，傳達到我的身邊。聯經出版公司刊載敝人的作品，已經是第五冊了，我在此要致上由衷的謝意。

　　和迄今為止我在台灣出版的《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個故宮的命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等書一樣，我相當期待本書能夠得到台灣社會的廣泛注意及閱讀。同時，我也希望這本書的內容，能夠對生活在台灣這塊狹小卻富有多樣性、豐饒土地上的人們，至少提供一點前進的助力，我在此由衷祈願著。

為什麼要寫故宮

　　我寫的《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一書二○一一年在日本出版，後來翻譯成中文，二○一二年在臺灣出版，二○一四年在中國出版。

　　在臺灣和中國出版時，為了宣傳，我到當地接受報紙、雜誌、電視等媒體訪問，受訪的次數相當地多。那個時候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你是日本人，為什麼要寫故宮的事情呢？」因為太常被問了，回答多了我也像官員一樣，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相同名稱、相同收藏的博物館竟然有兩個，非常不可思議，似乎可以列入世界七大奇蹟了。已經變成兩個故宮的存在，在這個半世紀當中，也許發生過很多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對於我這個外國人來說，這些事情實在很妙，讓人想知道背後的原因。就這樣持續採訪下來，最後寫成了一本書。」

　　當我這麼回答之後，接下來繼續提問：「那麼日本人寫出這本故宮的書，和其他有關故宮的書，有什麼不同嗎？」這時候我就會盡情把想到的都說出來：「有關故宮的書已經有很多，但多數都是歷史或藝術的專家所寫。我自己沒有學過史學或是藝術史，並沒有想要寫一本純粹歷史的書或藝術的書，這些交給專家更好。我是透過故宮這個過濾器，描寫中國、臺灣、日本有關的亞洲近代史及現代政治。讀過這本書的人就會知道，基本上政治和外交的內容應該占了大半。因為故宮就是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我相信這個觀點和過去所出版的故宮書籍完全不同。」

　　這時候如果對方顯得很有興趣的樣子，我就會再繼續說下去：「不管是中國人或是臺灣人，一定是用自己的觀點去寫故宮。中國人認為北京故宮是直系長男本家，臺灣故宮是配角。臺灣人認為臺灣故宮是本家，中國故宮是配角，而且對兩邊來說，這和兩岸關係很敏感的部分有關，因此會忽視配角的存在，或是書裡寫得好像根本不存在。但是對我來說，兩邊的故宮都是主角，想像成一張分裂的地圖，因為我是外國人，針對兩岸關係是沒有特定的意識型態或是政治立場，有利於客觀書寫兩邊的故宮。」

　　對於臺灣人或是中國人來說，這的確是觸碰到了「思考的死角」。

　　中國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位於大陸的中國是直系本家，臺灣的故宮就是定位在旁系。相對地，臺灣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的正統，故宮在臺灣當然是直系本家。兩邊當然未曾就「誰是本家」來對話或討論過，如果有這樣的對話，大概只有對罵。在各自的言論空間下，兩邊的學者或媒體都以自己這邊是本家為前提進行研究或報導，比較不容易設在「第三隻眼」的角度。

　　同時，日本美國等和故宮關係深厚的國家，受到對於各自兩岸關係的政治立場影響，親中派的認為北京故宮是本家，忽視臺灣故宮；相對的，親臺派傾向認定臺灣故宮才是本家，不會好好的去看北京故宮。

　　在《兩個故宮的離合》這本書中，我已盡力排除意識型態，不管對於哪個故宮，都盡可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下筆。當然因為我是擔任《朝日新聞》臺北特派員時所採訪，因此以在臺灣所見所聞採訪內容為主，與臺灣相關的內容占了三分之二，但是在政治上，我誓言沒有袒護任何一方。《兩個故宮的離合》一書在臺灣和大陸的銷售量都超乎我的預期，也得到不錯的評價，我認為這即是因為我貫徹以第三者的立場，帶給讀者新鮮的感受。

　　此外，我開始寫故宮時就已決定，我不是要寫藝術文化，我是要透過分析政治、歷史、社會當作一種手段來寫文化。在分析中國問題方面，現在的日本是否過度忽視文化這一塊，是否刻意避開中華文明要素，我想提出我的批判。

　　過去，對於日本人來說，中國就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在江戶時代受教育，在明治維新以後提倡中國論的那些人，多半是如此，如內藤湖南、桑原隲蔵、狩野直喜、白鳥庫吉、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兒等。他們經常透過文化談中國，這樣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戰後的竹內實、竹內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日本的中國論開始遠離文化。

　　然而，要理解中國及中國國民，還有，如果要理解日本和日本國民，究竟是不是可以忘記中國文化這件事，我心中充滿疑問。

　　為什麼我們使用漢字？
　　為什麼要在學校寫書法？
　　為什麼名人的客廳會掛畫軸或畫來裝飾？
　　為什麼日本的茶道喝抹茶？

　　這些有關日本文化根源的問題，如果不懂中國文化是回答不出來的。

　　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對於中國文化，雖然在物理上相連，但在精神上有點分離，連這樣的提問也變少了。

　　最近二十年來，中國急速發展經濟，大國崛起，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對於理解中國的需求這麼高，其中，故宮正是瞭解中國的好教材。

　　光是看故宮收藏的文物，充分反映了中華的歷史，與其閱讀寫得不好的中國史書籍，不如把重心放在中國歷史當中。例如，如果解讀〈嘉量〉這件文物，就必須理解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的經濟政策，〈嘉量〉象徵統一度量衡的事業。從蘇軾的〈赤壁賦〉，看到北宋當時的政治情況，甚至也會浮現三國時代的動盪。向風流天子、愛好藝術的宋徽宗身上學習，也必須知道北宋政治弱化及滅亡的悲劇。從青花瓷，浮現蒙古帝國擁有廣大領土連結西方，向中東及歐洲地區大量輸出，迎向大航海時代的到來。

　　此外，如果想要了解中日的近代史，透過故宮是最容易弄清楚的。故宮的誕生是因為清代的滅亡，故宮文物從北京遷移到上海、南京，是因為日軍侵略中國的東北和華北地區。故宮文物開始從南京遷移到四川，這是因為中日戰爭開打，日軍已逼近南京。故宮文物跨海到臺灣，是因為蔣介石輸掉國共內戰。北京和臺北的兩個故宮，延續著兩岸的分裂。

　　這樣一路分析下來，我們可以知道故宮的歷史就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文化反映了中國所有的東西，那麼中國人也透過文化反映了自己的歷史和命運。

　　為了理解我們永遠的鄰居中國，代表中華文物精髓的故宮文物，我認為這是再好不過的絕佳素材，也是理解中國的捷徑。

　　當思考所謂臺灣問題或是兩岸關係，故宮通常是政治問題的最前線，觀察故宮問題，有助於政治分析。臺北和北京兩個故宮的存在，簡直就像兩個「中國」的並列；簡單說，故宮問題就是兩岸關係的具體化。思考故宮問題，就是思考中國，就是思考臺灣，也就是思考兩岸關係，更是思考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現代史。

　　因此我寫了故宮，之後也會繼續寫下去吧。

　　深度日本美食之旅的邀請

　　每一場旅行，都有目的。

　　類似「不帶目的的旅行，才是真正的旅行」這種句子，常常可以在與旅行相關的名言佳句裡看見。可是，這句話基本上是個無稽之談。為什麼呢？因為這句話裡早有著「展開一次沒有目的的旅行」，這件目的了。

　　除此之外，還有「想要獨處」、「想看美麗的大海」、「想跟喜歡的人在一起」、「就是想出走」、「想搭火車」等等，一場旅行的目的可以有千百種。在我的想法裡，旅行這件事和閱讀啦、欣賞電影等毫無兩樣，它可以有些深刻的意義，也可以毫無意義。從當下我們生活的空間往外踏出一步，那就是旅行了。旅行，可以是翹班跳上列車花一小時前往陌生的城鎮，也可以是環遊世界一整年。

　　而對我個人而言，則是「旅行在於食」。

　　過去三年來我走訪日本各地，邂逅了各種美食，其間紀錄便集結成為本書。裡面有些食物是在單純出門旅行時遇見的，有些食物則是因出差等工作機緣而巧遇。說來說去，總而言之，每當我要去一個地方，就一定要先查好當地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再動身，這件事在我心中就像早晚的刷牙一樣重要。反過來講，在我的想法裡，如果一趟旅行吃不到美食，那可是枉然了。

　　所以，在安排行程時，我都會先預留下一段還算能好好用餐的時間，在許多時候，我還會先決定好要在哪兒吃什麼東西，才接著排定其他行程。碰到真的挪不出時間的場合，我就會查查看有沒有能順路繞去迅速飽餐的店。當然，有時候我也會蒙幸運之神眷顧，在驅車而行或漫步街頭時，湊巧和美味的店舖有了一場邂逅。

　　本書的誕生也由此而來。我用這些經歷為材料，每個月替月刊《TRAVELER Luxe 旅人誌》撰稿，日積月累，終於成冊。平常老是繞著政治、外交新聞寫稿，正經八百的硬派新聞人──這樣一個形象的我，出了本美食書，這件事對有些人來說或許頗感意外。但其實打從我年輕的時候開始，成為「旅行作家」就一直是我的夢想。而本書將成為我第一本跟「旅行」相關的作品，因此對我來說意義非凡。不僅如此，目前為止我在台灣出的每一本書，都是將已先行於日本出版的作品翻譯推出，但本書將成為我在海外所出的第一本全新撰寫的原創作品。也就是說，這本書擁有雙重的「第一次」。從這一層意義上來看，本次出版也實在是件對我而言相當特別，且格外令人欣喜的事。

　　本書內容的特色，在於介紹了就算是日本人，平常也幾乎不會涉足的地點或店舖等等。其中有不少間店，是就連我也可能不會有機會再去第二次的。也因為如此，我始終認為在旅行中與美食的偶然交會相當珍貴，是名副其實「一期一會」的美食。

　　正由於本書是深度的日本各地美食資訊，所以我抱著期待，想著若是台灣的人們，或許會願意一讀。畢竟，再也沒有人會像台灣的人們那樣，細膩地踩遍日本每一吋角落了。

　　不論是在如何鄉下的地方，都能遇見台灣人。日本人對此，抱著敬畏的心情。如今，東京和京都之流已不足以吸引台灣人。從北海道到沖繩，不論是東北或北陸的鄉村，還是四國、鳥取及山陰等等，台灣人的足跡正向各地開拓，向著那些日本人自己一輩子也可能不會踏上一次的，全日本各地的每一座港灣、每一片土地，那些千山萬水的深度秘境前進。

　　所以我殷切希望，這本書能讓台灣的人們──那些已經太過日本通的日本通──更加如虎添翼。

與侯導對話──台灣版序（節錄）

　　侯孝賢導演很適合戴帽子的造型，他一戴上帽子，馬上呈現出一種導演特有的專注神情；然而一把帽子摘下，就是電影界的大人物。每次看他以金馬獎主席身分出現在螢光幕前，幾乎都是穿著西裝，沒有戴帽子。

　　他到東京宣傳最新電影《刺客聶隱娘》時，果然是戴著帽子出現，帽沿下的眼神炯炯發亮，或許是來自終於完成作品的踏實感，或許是因為剛在坎城影展拿下最佳導演獎的喜悅，整個人神采奕奕。和二○一四年見面的時候比較起來，他的表情也明顯變得柔和了許多。

　　到目前為止，我一共採訪過侯孝賢導演三次。第一次是二○○七年在「台北之家」裡的主題電影院「光點台北」見面，我當時擔任朝日新聞社台北支局長，希望在報紙上寫一篇關於一青姐妹的報導，一青窈是知名的台日混血女歌手，她曾在侯導的《咖啡時光》（二○○四）擔任女主角；她的姐姐一青妙是作家兼女演員。為了收集這篇報導的材料，我想聽聽侯導對於一青窈的想法，因此預約了採訪。那時候，我對台灣電影一竅不通，對侯孝賢的作品也只知道《悲情城市》而已，整個訪談過程我都沒能切入重點，侯導的表情也一直很凝重，無法延伸出有趣的話題。

　　第二次訪談則是七年後了，也就是去年（二○一四）底，正值這本《銀幕上的新台灣》即將完成的最後階段，見面地點仍然在同一個地方──「光點台北」。這一次，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的饒紫娟總監也在場，當時的訪談內容就收錄在這本書裡，因此不加贅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侯導對於光點台北挪出一樓庭園空間作為服飾雜貨攤位之用而感到氣憤：「這樣一來就把光點台北的氣氛都給搞砸了，我已經要求他們改善了！」

　　我依稀記得那天他就是這麼說的。對了，侯孝賢也是光點台北營運規劃團隊裡的一員。

　　總之，任誰看來，侯孝賢都是個非常忙碌的人，應該也有很多記者像我這樣子要求採訪。這一趟在東京的採訪──我們第三次訪談，我開門見山問道：「為什麼這八年來都沒有推出電影？」他的回答簡潔有力：「因為太忙了。」

　　「金馬獎執委會主席做了五年，台北電影節主席也做了三年，有好多事情都必須做，掛了很多頭銜，也不能光掛名不做事。在台灣，只要跟電影有關的事情，大家都會來拜託我，但是我自己也有必須要做的事啊。就像幾年前碰上選舉，突然說要改在台中市舉辦金馬獎，那時候真的是一片慌亂。」

　　侯導說話其實很幽默，但是因為有點脫離主題，在旁邊的女翻譯員，臉上露出為難的表情。

　　他繼續補充說：「為了選舉，當時的台中市長想要改在台中舉辦，但是先前已經以在台北舉辦為前提做了許多準備，臨時要換場地根本不可能。那時候是我出面跟政府單位溝通協調的，不然都沒人敢講。金馬獎必須要維持它的獨立性。」

　　當時的台中市長是胡志強，應該是為了二○一四年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吧，結果，十一月二十二日照常在台北舉辦金馬獎，而胡志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選舉連任失敗，交出台中市長的棒子。

　　不只是寫台灣電影報導的記者希望見到侯孝賢導演，包括台灣人本身或是外國人也都想要一睹他的風采。台灣當然也有其他才華洋溢的資深電影導演，但是侯孝賢這個名字幾乎已經和台灣電影畫上等號，尤其是我這樣的外國記者寫台灣電影的時候，一定會提到侯孝賢。就像要談論當代日本小說時，就無法忽略村上春樹的存在。

　　總之，百事纏身的侯孝賢從二○一一年開始，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刺客聶隱娘》的劇本，但是他製作電影時屬於慢工出細活的類型，直到二○一四年才完成拍攝，二○一五年才公開上映。日本和台灣的上映檔期同樣安排在八月到九月。說真的，以侯導的實力應該每三年就可以推出一部作品，但是因為來自四面八方的邀請和委託，讓他分身乏術。

　　這回在東京的訪談只有三十分鐘而已，但是從一大早開始就陸續接受其他媒體訪問的侯導，表情已經有些疲倦了，於是我們一起喝個咖啡，放鬆一下心情。一開頭，我就說：「去年曾經在台灣見過面。」於是侯導笑著說：「有點面熟。」我想即使他真的忘記了，也會顧慮他人的感受而這樣回答吧，這就是他待人溫和寬厚之處。

　　這次採訪是和另一位媒體記者一起進行的，但是那位記者一直圍繞著在日本取景的話題，感覺似乎有點乏味，於是我丟出了一個自認為侯導可能有興趣回答的問題：「我知道導演從小時候開始就喜歡看武俠片，所以自己也想要拍，可是為什麼是選擇女刺客的題材呢？」

　　看到侯導的反應，我想我問對了。他開始侃侃而談，他說是因為舒淇，所以讓他興起了拍女刺客的念頭。舒淇是侯孝賢導演一手琢磨成玉的女演員。

　　「要拍電影時，心裡一定要有適當的演員人選，舒淇是很棒的女演員，當我在思考能夠和她一起合作什麼樣的題材時，又剛好讀了小說，靈光一閃，就想讓她扮演女刺客的角色，也因為之前和她合作過很多次，她的演技很穩定，現場的劇組人員也都很喜歡她。對我來說，舒淇是個很完美的人。」他甚至豎起了大拇指，看起來相當開心。由此可見，他對於女演員舒淇給予了高度評價。

　　我接著說：「和導演第一次合作的那個時候相比，她的演技似乎已經成長了一百倍。」話匣子一開，侯導開始聊起了過去：「我最初注意到舒淇，是她在香港拍了一支沐浴乳廣告，第一眼就覺得她的表情很有魅力，於是立刻透過香港的製片友人聯絡她的經紀人，希望能夠安排見面。當時，她只是在香港拍一些性感電影的艷星，但是當她來赴約時，明明沒有拍過其他電影，卻沒有一絲膽怯，態度落落大方，可能是心想：『這個導演或許稍有名氣，究竟在拍什麼電影？』的那種感覺，眼神帶著挑戰意味。很多人不知道她天生的本質，也許都還停留在臉蛋漂亮、身材性感的印象，但是她相當有個性。」

　　當一起合作的《千禧曼波》（二○○一）入圍坎城影展時，舒淇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自己在這部片中的演出，看完之後她跑回飯店忍不住哭了起來，因為她意識到自己是以貨真價實的女演員身分來到坎城而感動不已，一直關在房間裡面。

　　在那之後，侯導對舒淇說了這一番話：「當時蔡明亮也一起入圍了坎城影展，我還記得他突然不見蹤影。那個時候，評審團裡面有演員也有導演，甚至有人比妳還年輕，不管是由誰得獎，一定和妳想的不一樣，也許最佳電影獎是全員一致認同的好電影，但是評審團大獎就不一定了，很多時候是看評審的個人品味。」不管得獎與否，希望她能平常心以待。

　　如果看過《刺客聶隱娘》，就更能確定這是侯導專門為舒淇打造的電影，將她推向國際舞台。在拍攝時，因為她本身拍武打片的經驗不夠，所以在體力上應該是一大負擔，但是因為這是侯導的電影所以才能夠撐過來的吧！舒淇在這部電影裡的台詞屈指可數，只有九句而已。沒有任何笑容，維持一貫的冷淡表情，但是舒淇作為女主角的存在感是無庸置疑的。

　　耗資四億五千萬台幣的《刺客聶隱娘》，是侯孝賢歷年來拍的電影裡成本最高的。他在坎城影展成功拿下最佳導演獎，這項榮耀無疑是對那些認為侯導江郎才盡的人做出最佳反擊。並不是「老兵凋零」，而是証明了「寶刀未老」。

　　在我撰寫這本書時，剛好是台灣電影界面臨了「脫侯孝賢」的轉型時期，尤其在這波國片熱潮裡，我甚至一度認為「侯孝賢已經成為過去式」，雖然這有點難以啟齒，卻是我真實的想法。因為侯孝賢是享譽國際的偉大導演，無論是誰也無法超越他的地位，他一路走來累積起的盛名和影響力是無人可取代的。

　《週刊Diamond》：翻譯家、政治・經濟評論家徳川家廣：新聞記者出身的作者善於採訪、透視人性，詳實呈現出戰敗的舊帝國軍人透過協助蔣介石對抗共產黨，而在台灣重新找到生命價值的過程。

　　《朝日新聞》：日本近現代史研究者、著名作家保坂正康：作者關懷層面既深且廣，不僅重建了二戰之後跨越台日兩地的祕密軍事援助體系，也注意到舊帝國軍人缺乏戰爭反省的那一面。

　　《日本經濟新聞》：東大準教授川島真：瑕不掩瑜，作者發掘了密藏數十年無人知曉的史料，想要了解二戰之後東亞地區的冷戰格局，必讀本書。

列數全球珍貴且悠久的國家級博物館，英國有倫敦大英博物館，美國有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法國有巴黎羅浮宮，日本有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博物館，都具有強烈的象徵意識，足以成為一國代表。這些博物館，都是獨一無二的。

但在這個世界上，卻有兩個故宮。

我們無從判斷有多少比例的中國人與台灣人，會覺得北京台北各有一座故宮是件多麼奇怪的事；但在日本朝日新聞國際編輯部副部長野島剛的理解中，這卻是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狀態。為此，他花了將近五年的時間，走訪台灣、中國，遠及美國，詢遍各界相關人士，從無數史料中蒐羅蛛絲馬跡，以日本人專擅的深入鑽研態度，寫就《兩個故宮的離合》，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外交角度切入，試著替故宮的分裂找出解答。

多數人看故宮，看見的通常是歷史，是文物，與藝術價值。「故宮問題一直是政治問題。」野島剛表示，1925年故宮落成於北京紫禁城，1933年至1948年間，館藏因戰亂開始南遷；後又因國共內戰，蔣介石下令將文物移往台灣。「其實蔣介石對故宮並不關心，因為他對文化跟文物並沒有什麼興趣。之所以花那麼大的力氣把故宮文物送到台灣來，還斥資在台灣另蓋故宮，只代表他很重視故宮在政治上的宣傳效果。」蔣介石並非風雅之人，純粹是看準了故宮文物的政治價值。

這樣的政治價值延續而下，讓兩岸故宮不只有著歷史情結，還成了台灣政黨政策與兩岸關係的角力場。野島剛述及，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後，決定推動大規模的故宮改革，要讓故宮變得更多元，匯聚各地文化，成為世界級的博物館。但2008年政黨二次輪替後，民進黨設定的方向完全遭到推翻，故宮又被國民黨拉回原來中華文化的路線。「一個國家級博物館的定位、方向、內容，在短短的十年內兩度翻轉。除非發生革命，否則這在國際上其他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

2009年，北京故宮常務副院長李季第一次訪問台灣，跟台北故宮院長周功鑫召開一場歷史性的記者會，為兩岸故宮闊別一甲子後的首度團聚。當現場的記者們淨問些枝微末節的問題時，野島剛直截了當地提問，「兩個故宮，到底會不會統一？」

「你知道他們怎麼回答嗎？」野島剛問我們，我們搖頭。

針對這個問題，北京故宮常務副院長李季的回答是：故宮本來就只有一個。未來再變回一個故宮，是他們所期待的。而台北故宮周功鑫院長則四兩撥千斤地回應：雖然兩個故宮交流是好的，但畢竟故宮已經來到台灣60年，要不要統一，不是現在需要討論的事情。

野島剛-2
（攝影/但以理）
野島剛認為這樣的回答非常有趣，不僅充滿政治意味，也足以反映出目前兩岸關係的現狀。「不論如何，中國想的就是統一；但台灣只要交流、不要其他議題。」野島剛想了想，用另一個說法打比方，「像是兩個人可以握手、可以聊天，但不想在一起。」

但這一切，對兩岸一般民眾來說，卻不見得是生活中要緊的關注。「很多中國人都去過北京故宮，卻沒有看過裡面的文物，因為北京故宮實在太大，大家光從天安門走進去就累了，根本不會想要去看文物。」還來不及笑，野島剛又說了他在台灣這頭的觀察，「很多台灣人跟外國遊客最先推薦的地方也是故宮，但如果細問：『那我該去看什麼文物？』多數人答不出來。只能講出翠玉白菜。」然而翠玉白菜只是一個漂亮的藝術品，文化價值很低。「台灣人或許對自己擁有故宮感到驕傲，但對故宮沒有愛情。」野島剛說。

如果故宮的根在中國，對中國人而言，他們去了故宮，卻無力參訪，反而來到台灣故宮才能細細品賞；台灣人就算擁有故宮，卻不珍惜，也不積極地去熟悉。那可能只是一個景點，一個畢業旅行會去的地方。那些情結與糾葛，就像故宮遠遠座落的外雙溪，超脫凡俗，即使背後有著層層難解的利害關係。

「故宮背後其實有很多問題是很需要被討論的。」十幾二十年前，大家都還不那麼強調自己是台灣人或中國人，最多說本省外省；現在不管本省外省，都會反覆宣示自己是台灣人。「如果一個人稱自己是中國人，應該就要對中國文化有強制的責任與關心，不能不在意故宮。假若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那還需不需要去了解中國文化？但故宮明明就是台灣擁有的寶貴資產，這是無庸置疑的。」

「面對故宮，台灣到底是該將故宮的文化歷史延續到自己身上、與現在的自己連結，還是就單純把故宮當成歷史文物收藏庫？這都是可以討論的。」假如故宮終究無法與政治切割，我們除了透過兩個故宮的互動，來預測兩岸關係未來的命運，更重要的或許是該好好思考：台灣除了以故宮為傲、甚至善加運用之外，是否還要為故宮負起什麼樣的責任？

謎樣的名畫

　　〈清明上河圖〉是幅充滿謎題的畫作，甚至可以這麼說：這幅畫本身就是一個謎。

　　究竟在什麼時代畫出？眾說紛紜。

　　就連作者，也幾乎沒人知曉他是位什麼樣的畫家。

　　畫的名稱是「清明」、「上河」，不過大家也不太清楚它的由來典故。

　　有人說，畫作已經佚失掉一半，也有人說，現在的樣貌就是完整的作品。

　　而畫作的地點，有人說是北宋的首都開封，但是不知道究竟在開封的哪裡。

　　〈清明上河圖〉在中國歷代名畫中算是數一數二的名畫，也有著「天下第一畫」的稱號。

　　可說是國寶中的國寶，名畫中的名畫。

　　在接待重要外賓訪問中國使用的貴賓室，或者中國高檔餐廳等等場所，想像一下這些地方牆上掛的畫，也許你就會有一點概念。

　　如果問中國人舉例說出哪些歷史名畫，應該很多人會提到〈清明上河圖〉。從這個角度把它形容成「中國的〈蒙娜麗莎〉」，似乎也很貼切。

　　然而關於〈清明上河圖〉，不明白之處實在太多了。

　　「〈清明上河圖〉受到○○時代的畫風影響，○○將此技法發揮到淋漓盡致，○○出生於○○年……」這種由美學專家所作的制式解說，與〈清明上河圖〉的本質相去甚遠。

　　謎樣的傳說，反而引發人們的興趣。

　　諸多未解的謎題，讓許許多多專家及研究人員長年投入論戰。有關畫的時代、畫的名稱、畫的作者、畫的歷史、畫的意義，以及畫中描繪的社會、建築、民俗、飲食等等各項細節都有深入的研究，不知不覺中形成了「清明上河學」這樣一個跨領域的研究學門。

　　〈清明上河圖〉有「天下第一畫」之稱，我認為還可以加上「天下第一奇畫」的稱號。

　　〈清明上河圖〉的確是一幅充滿謎題的畫作。

後記

　　本書《謎樣的清明上河圖》二○一二年一月於日本出版，正逢〈清明上河圖〉在日本掀起一股長達月餘的熱潮，本書兩度再刷，創下中華文化相關主題圖書的銷售特例。

　　此次由聯經出版公司在台灣出版，一方面感到欣喜，一方面也備感壓力與挑戰，將在中華文化底蘊深厚的台灣，接受華人圈的批評指教。

　　對筆者而言，這本書和二○一二年七月在台灣出版的《兩個故宮的離合》，定位為同系列的主題書。

　　《兩個故宮的離合》談到台北和北京兩地故宮的歷史與政治，博物館作為藝術品的「箱子」，是從宏觀角度描寫博物館命運的作品。對照之下，本書是以博物館中的一件作品為焦點，則是由微觀角度來說故事。

　　從這兩本書，筆者關心的重點在於文化與政治、文化與社會的關聯性，試圖從博物館、一幅畫的相關人事變遷，檢證文化影響力的無窮無盡，遠遠超出一般純粹的文化理論或是美術史的範疇。

　　在著手採訪調查《兩個故宮的離合》之時，也拿到不少令人驚豔的〈清明上河圖〉相關資料。在《兩個故宮的離合》中，並未針對單一作品詳加介紹，因此也對〈清明上河圖〉的好奇與興趣愈漸濃厚。

　　當完成《兩個故宮的離合》，自然而然就想進入〈清明上河圖〉，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時間，很快寫出本書，因此可說，本書是《兩個故宮的離合》的續集。

　　寫出這兩本書後，中華民族文化中驚人的執著，一直盤旋在我腦中。

　　沒沒無名的畫家張擇端畫出〈清明上河圖〉，在宋代並未獲得好評。但是歷經元代，到了明代開始在社會上獲得高人氣的矚目。明清之間，張擇端的真跡在宮廷中與重量級人物之間流轉，一般的民眾沒有機會親眼目睹。然而摹本卻在民間不斷複製出更多的〈清明上河圖〉，散落於世界各地。

　　從辛亥革命、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近半世紀的戰火苦難席捲中國大陸，〈清明上河圖〉被溥儀攜出北京紫禁城，來到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隨著滿洲國的滅亡而行蹤不明，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奇蹟似的被發現。

　　而今〈清明上河圖〉有著「中國第一畫」、「國畫」、「神畫」的稱號，它的存在已經超越一般的藝術作品，擁有不可動搖的至尊地位。

　　在採訪故宮議題的過程之中，聽到「古物有靈」這句話不斷被重複說著，意思是故宮文物受到保佑庇蔭，即使長年流浪飄盪之後，仍然劫後餘生。當回顧〈清明上河圖〉的歷史，用「古物有靈」來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在這層意義上，特別是已經讀過《兩個故宮的離合》的台灣讀者，希望您接著閱讀這本書。在故宮一書描述的「博物館」內，一探其收藏文物的豐富故事祕辛。

　　此外，讓我下決心寫書的動機是因為二○一一年七月在台北看了《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後非常感動，再次印證了我與台灣之間的深厚情緣。